古代官场的人情关系

古代官场重视人情关系，并非只是公事公办。

隋唐科举考试之前的朝代，没有科举考试，士族集团的人世世代代做官。他们大多有一些关系，而且这种关系除了姻亲关系，就是靠钱财或权力联系起来的关系。平时，权贵们会互相走动，带上银子，吃吃喝喝，风流倜傥，还会一起游山玩水，一起嫖妓，甚至可以互相赠送小妾。那时候，官场比较黑暗，尤其是魏晋时期，官场人员沆瀣一气，努力搜刮。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陋习，主动辞官归隐，躬耕田园。如果官场有举荐的制度，也只是为了权贵们有个接班人，互相举荐，就可以让后代为官。这种体制不利于民间知识精英进入管理层，也不利于权贵们正常发展，却很容易形成一种格局，就是民间知识精英无法做官，无法参与管理，而统治集团却日渐腐朽，即便改朝换代之后，也不会有太多的改进。

到了隋唐时期，有了科举制度，同时保留了推荐制，算是给士族集团留了一点面子。书生直接参加科举考试，没什么说的，考中了就可以做官，考不中只能等待下一次考试的来临。考中的书生会拜主考官为师，获得官场根基，也同时获得庇护。当然，他们一同考中的人都成为“同年”，算是一种人情，当需要走动的时候，就会借此关系维持好的联系。官场的人情关系向来不少，并不是只有权力的指派，还有权力的运作。俗话说：“官大一级压死人。”“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，你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”都是说权力系统的官员们，却并不是说老百姓。

官员们进入官场之后，会拿出书生时期琢磨做文章的功夫，琢磨上级的心思，琢磨皇帝的心思，琢磨官场的潜规则，要一面私自加税，卖官鬻爵，一面行贿受贿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不下几年，就会弄得身价暴涨，成为富豪。俗话说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暴富是可能的，只要善于做官，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官员的口袋。但做官的都比较低调，不事张扬，也不会告诉人们自己是怎么敛财的。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靠权力维系，就是靠银子维系。只是相信权力的公平与公正的官员一般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不是被同僚排挤，就是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下级官员按照惯例，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上级官员送礼，送的礼物一般都比较珍贵，还会送上银子或银票。也就是说，官员之间的礼尚往来靠的是银子，没有银子就不能搞好官场的关系。而官员本身不生产银子，也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，就会搜刮很多银子。把上级打点好了之后，治下出了什么事，官员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了。可以抓捕为民请命的书生，可以镇压那些刁民，可以组织人剿匪，可以杀良冒功，尤其在上级限期破案和剿匪的情况下，杀良冒功的情况比较多见。不过，他们干的一些事都不会走漏消息，也不会被皇帝知道。因为平时和上级官员搞好了关系，出了事可以获得上级官员的庇护。只要上级官员善于“捂盖子”，下级官员就可以“打棒子”。如此相得益彰，靠的都是平时的关系。而这种关系只是一种以银子维系的以权力作为归属的关系，而且人情大于一切。

民间的人重视人情，平时维系人情关系靠的是走动，走动的时候带上礼物，也就能互相赠送，增强关系了。即便是亲戚关系，不经常走动，也会疏远。可见，人情关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，但官员们的人情关系靠的是大量的银子维持，就有太多分赃的意思了。本来银子不是他们的，而是从民间搜刮上来的。通过层层加税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收受贿赂等手段集聚大量银子，送给上级一部分，就等于一同分赃，还成了“一条绳上的蚂蚱”，“一个战壕里的兄弟”，甚至好到不分彼此，必亲兄弟还要亲。如此一来，他们结连一起，就不怕出事。出了事，就会有各方面的庇护，各种违规处理都可以被当成正规处理方式，只要能把事情处理妥当，就算是好的处理办法。金圣叹等人的“哭庙案”，最终以悲剧收场，而他们弹劾的县官，却没有得到惩处。一帮秀才要为民请命，却没有看清官场的险恶，没有看清官官相护的本质，白白送了性命。

古代官场的人情关系就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关系，没有权力，也就没有人情关系。毕竟，有权好办事，不管是上级的权力还是下级的权力，都可以办成不少事。下级求上级“捂盖子”，求升迁，求项目，都需要大把银子；上级不用求下级，只需要打电话指派任务就可以。但上级也有分寸，知道哪些下级干事利索，哪些下级尸位素餐。但也有例外，就是勤于跑关系走人情的下级一定是上级眼里的好下级，也会获得提拔重用。《水浒传》中阳谷县知县让武松押运金银细软到东京送礼，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送给岳父蔡京十万贯生辰纲当成生日礼物，已经形成了风气，也就不好改变了。

古代官场还是要走人情关系的，至于权力分派和执行力，就只能看人情关系的淡薄来确定了，因为人情可以让官员们结成关系网，可以抱团取暖，当然也可以抱团贪腐，抱团压榨和剥削老百姓，也就形成了权大于法，自古“官官相护”的格局了。